互利天下的千年外贸史，为何从广东讲起？
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北宋《广州市舶条》、见证中西文化交流的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南澳I号”上准备销往海外的茯苓……
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超200件（套）珍品重磅亮相，向公众讲述广东外贸长盛不衰的基因密码。展览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承办，这是迄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广东对外贸易专题展，展览分“市舶利邦”“商舶云集”“中西交汇”“潮涌新章”四大篇章，透过一件件文物、文献，“全景式”揭示千年外贸史广东所做出的贡献。
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 广东省博物馆藏
“互利天下”的外贸千年故事，为何要从广东讲起？南方+、南方日报记者专访展览主办方、执行策展人、相关学者专家等，带您走进这一宏大壮阔的历史深处。
文献寻根
互利天下的制度基因
地处南岭以南、枕山襟海的广东，自古贸易繁荣。
历史上，泉州、宁波等口岸也曾盛极一时，但为何只有广州的对外贸易始终长盛不衰，甚至一度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带着这一问题，策展团队展开历时数月“寻根”，并逐步勾勒出贯穿整部大展的主线。
展览最终锚定了“一千年”的时间跨度。为何是千年？从展厅伊始的《唐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拓片》中就能寻得线索——
唐代时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孔戣，取消了针对停泊广州的外国商船征收的“下碇之税”，禁止贸易人员收受贿赂，尊重去世外商遗产。
“尽管秦汉时期中央已在岭南沿海设置管理机构，但专门针对海外贸易的市舶制度是在唐代才出现，这就是这个展览中‘一千年’的起源。”广东省博物馆科研部副主任、展览执行策展人丁蕾解释道。
“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展厅现场。
透过展柜内的古籍文献，观众以获取广东外贸制度演变的“线索”：唐代设立市舶使，主要驻于广州；宋代在广州首设市舶司，到了宋元时期，便逐步推广至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
“这个展览最难的地方在于，通过‘物’来讲背后的‘制度’。”展览顾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认为，除了重磅文物，展览中的大量文献、文书、拓片也不容错过。
观众凑近展柜会发现，《宋史》卷三十九中提及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颁布的《广州市舶条》。“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后推广至全国各市舶司。直至元代，《市舶则法》的颁布，标志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丁蕾说。
《宋史》卷三十九。 广东省博物馆藏。
金灿灿的湖北省博物馆藏明金锭鑫配资官网、广州市区韦眷墓出土的孟加拉银币和威尼斯银币，在展览中颇为“吸睛”。
明金锭。 湖北省博物馆藏。
据记载，明朝全国设立三大市舶司，广州是其中之一。当时广东不仅管控外贸国家最多，接待贡使也最集中。
“比如这枚金锭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时，用在西洋所买的黄金制作的，西洋诸国当时就处于广州市舶司的管辖范围。”她说。而韦眷作为广州市舶太监，其墓葬中的银币可以说明当时广东贸易远至地中海地区。
此后，因来华使团络绎不绝，负担沉重，明朝弘治至嘉靖年间在广东率先推行一系列海上贸易新政策——广中事例，对明代海禁体制做出有限度的开放。
“从唐宋的市舶制度，再到明代的‘广中事例’，广东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共荣共生共利的贸易体系。”安东强认为，正是千年来在广东实践形成的制度韧性、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与开放包容的传统，共同积淀出广东独特的对外贸易优势，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广交会七十载风云际会的辉煌篇章埋下历史伏笔。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展览最后一部分“潮涌新章”中，观众将看到反映广交会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文物、文献。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率先设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探索“三来一补”模式激活市场活力，再到如今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广东始终以敢闯敢试的魄力，为中国对外开放探路先行、积累经验。
文物勾陈
互利公平的通商智慧
“世界上许多贸易枢纽常伴随矛盾冲突，但从唐宋的广州，到明代的广州-澳门贸易结构，再到今天的广交会，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群在这里交汇，总体上呈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状态。”在安东强看来，广东千年贸易史中最值得珍视的，是“互利共荣”的文明特质。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元林也提到，互惠公平的外贸政策与广东商人诚信互利的精神传统，是广东外贸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展览中的一幅《却金亭碑记》拓片讲述了东莞却金亭的故事，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暹罗国贡船抵达东莞，时任番禺知县李恺整治通商环境、规范贸易秩序，坚决拒收暹罗商人赠银，外商感其高义，遂立碑纪事。
“故事虽小，却反映出广东贸易文化中尊重契约、重视信誉、官民共利的传统。”安东强说。王元林也认为：“这个案例是明代外贸制度与廉政制度的珍贵缩影，也是广东外贸互信互利的历史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从唐代在广州设“蕃坊”安置外商，到明代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再到清代在广州设立“十三行”作为贸易代理，广东在对外贸易中探索出一套与外商“分而治之”的治理智慧。
“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展厅现场。
展览中，《唐国史补》《唐蕃坊示意图》等文献史料描摹出唐代广州城“蕃坊”的景象。作为外国商人的居留地和商品交易区，蕃坊内不仅设有蕃市（商品交易场所）、蕃仓（存放货物场所），还设立藩学供外商子弟就学。
由此可见，广东自古就秉持着善待外商、尊重对方习俗的原则。
明朝中期海外贸易发生重大转型，随着朝贡贸易逐渐衰落和民间商舶贸易兴起，广东率先实现制度突破，推行一系列海上贸易新政策，涵盖弘治新例恢复宋元定价、正德年间施行抽分制，以及嘉隆时期形成的“广州-澳门”贸易体制等措施。
专家认为，广东之所以能长期维持中外商贸重镇地位，很大程度得益于其制度的相对灵活，体现了“因时而变”的务实智慧。
“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展厅现场。
“到了十七世纪，粤海关与十三行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及‘一口通商’政策，进一步让广东商人与外商建立起长期密切的合作联系。”王元林补充道，十三行商人通过成立公行组织、雇佣通事与买办、订立商业合同等方式，与外商建立起以诚信为基础的信用体系。
诚信互利的基因，一直流淌在广东对外贸易的血脉里。1956年，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对华经济“封锁”，广交会的前身——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横空出世。次年春天，首届广交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为我国经济开辟了通往国际市场的通道。
展览中，由广东画家李金明创作的油画《周总理与广交会》，描绘了周恩来总理在广交会现场，视察各个展馆，仔细查看展出商品的场景，画面中鲜活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周总理与广交会》油画。李金明2011年作 广东美术馆藏
作为新中国的一张金色“名片”，广交会的信誉管理格外受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反复告诫各级干部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1958年秋天举行的第四届广交会还专设合同研究小组。
观众在展览里可以重温广交会经历的风云变迁，广交会历年来严格遵守并坚决执行“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等贸易原则，中国由此逐渐在国际上树立了重信誉、讲和平、讲友好的大国形象。西方国家构筑的贸易壁垒不攻自破，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由此打开。
文明交融
和合与共的价值精神
广东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输送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还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文化的窗口。
“茯苓”“针灸针”等展品告诉观众，广东人海外经商的同时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医药文化。千百年来，东方大国的艺术审美与文化趣味也随商船远渡重洋，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持久的“中国风”。
展厅里展出了“南澳I号”出水的茯苓、针灸针等展品。
在展览中，不乏见到许多精美绝伦的外销瓷器，让丁蕾感到有趣的是，西方社会的特定审美需求为广东工匠注入了新的灵感。例如展览中一件清铜胎画珐琅花卉纹提梁壶及温炉，提梁壶下方的温炉是根据欧洲人“温茶”需求特别改良而成。
与这件展品遥相呼应的是展出的另一件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它从故宫博物院借展而来，造型为仿西洋银壶，在壶的三弯腿架内还放置了温炉，用以燃烧加温。它由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精心打造，但在造型、风格上与针对西方市场打造的外销品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 故宫博物院藏。
“这说明对外贸易带来了双向影响，西方市场需求反哺国内高端工艺品的设计体系，东西方审美呈现出一种融合风尚。”丁蕾说。
广东的对外贸易千年不朽，始终是中国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新中国成立后，接续面向世界的开放基因，作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吸引着全球客商纷至沓来。
据广交会工作部副总经理廖志豪观察，多年来广交会的产品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创办初期以农副土特产品、中小商品出口成交为主，到逐渐转向以高科技、新能源、智慧制造产品为主。正如同古代工匠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精美的“广东造”商品输往世界，如今的广东依旧延续传承千年的外贸基因，始终立于全球贸易潮头。
“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展厅现场。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写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大展力求带观众走进历史深处，读懂在中国与世界千年交往中，广东为何能始终扮演“理解世界重要窗口”的重要角色。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观众通过大展了解到，开放是广东深植历史文化的选择，无论是贸易发展，还是制度探索，皆以文明交流为魂，这种血脉里的历史自觉与创新精神，在当下更彰显出时代价值。
而“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与第138届广交会同期开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将把广东外贸千年来互利天下的故事、和合与共的精神，讲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商与观众。
采写：南方+记者 赵媛媛 黄堃媛 王涵琦 唐子湉
脚本/出镜：南方+记者 黄堃媛
摄影：南方+记者 仇敏业 姚志豪
剪辑：南方+记者 陈文夏鑫配资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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